90年代的时侯买到徐志摩周年抒情诗歌曲辑，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磁带。其中有：《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》，《沙扬娜拉》，《再别康桥》，《雪花的快乐》，《山道旁》等诗歌，但现在的QQ音乐里找不到，我特意找出不同歌手唱的《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》，大家可听听。但我始终还是觉得不如当时磁带中韩磊唱的更入我心！
“这首诗的创作是徐志摩遇到林徽因时，心灵的天空总是被浓浓的情意和爱恋所笼罩，心音化作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儿在不停地歌唱，觉得这就是一生的最爱，颠沛流离的心终于可以靠岸了。然而，命运多舛造化弄人，他并不是林徽因的唯一。于是，有了这首《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》”。--天使~在身边
.05.02
本文作者梁从诫，林徽因与梁思成之子03—昆明—
这确是一次历尽艰辛的「逃难」。年11月，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。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。那情景，在萧乾先生写的《一代才女林徽因》中，曾引用母亲自己的信，做了详尽的描述。
紧接着，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，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，患肺炎病倒。我至今仍依稀记得，那一晚，在雨雪交加中，父亲怎样抱着我们，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，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，到处寻找客店。
林徽因在河北开元寺钟梁架上测绘
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，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。这也是战争期间，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，特殊友谊的开始。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，造成了严重损害，埋下了几年后地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。
年1月份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。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，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。
梁思成在五台山考察
三年的昆明生活，是母亲短短一生中，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。在这里，她开始尝到了，战时大后方知识份子生活的艰辛。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，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。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、做饭、洗衣。
然而，母亲的文学、艺术家气质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。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，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。
梁思成在五台山考察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，来吟咏那「荒唐的好风景」，一首题为《三月昆明》，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。还有两首《茶铺》和《小楼》，在《林徽因诗集》出版时尚未找到，最近却蒙邵燕祥先生，从他保留的旧报上找出（披露在甘肃《女作家》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）。
大约是在年冬，由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，愈来愈频繁，我们家从城里又迁到了市郊，先是借住在麦地村，一所已没有了尼姑的尼姑庵里，院里还常有虔诚的农妇，来对着已改为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娘娘殿，烧香还愿。
林徽因与梁思成
后来，父亲在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，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，盖了三间小屋。而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，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。
离我们家不远，在一条水渠那边，有一个烧制陶器的小村——瓦窑村。母亲经常爱到那半原始的作坊里，去看老师傅做陶坯，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。然后沿着长着高高的桉树的长堤，在黄昏中慢慢走回家。
林徽因与梁思成她对工艺美术历来十分倾心，我还记得她后来常说起，那老工人的手下，曾变化出过多少奇妙的造型，可惜变来变去，最后不是成为瓦盆，就是变作痰盂！
前面曾提到，母亲在昆明时还有一批特别的朋友，就是在晃县与我们邂逅的那些空军航校学员，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，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，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。
梁思成
在昆明时，每当休息日，他们总爱到我们家来，把母亲当作长姐，对她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。他们学成时，父亲和母亲曾被邀请做他们全期（第七期）的「名誉家长」出席毕业典礼。
但是，政府却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，来装备自己的空军，抗战没有结束，他们十来人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，没有一人幸存！有些死得十分壮烈。因为多数人家在敌占区，他们阵亡后，私人遗物便被寄到我们家里。每一次母亲都要哭一场。
40年代的北平
04—重回北平—母亲爱北平。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她早年的诗歌、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，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。9年的颠沛生活，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。如今，她回来了，像个残废人似的，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，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。
然而，日寇多年的蹂躏，北平也残破、苍老了，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，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，但母亲知道，生活之水不会倒流，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胜利后在北平，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。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，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。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，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。
她几乎就在病床上，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，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，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，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。
同时，她也交结了复原后清华、北大的许多文学、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，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，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。从汉武帝到杨小楼，从曼斯斐尔到澳尔夫，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。
但是，这几年里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，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。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。
白天，她会见同事、朋友和学生，谈工作、谈建筑、谈文学……有时兴高采烈，滔滔不绝，以至自已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；可是，到了夜里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，在床上辍转呻吟，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、喝水、咯痰……夜深人静，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，再没有人能帮助她。
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，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。往往愈是这样，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，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。
卧病在床的林徽因
47年前后地的几首病中小诗，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。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，却把「悲」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、贴切。
年冬，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，必须动大手术切除。母亲带医院。手术虽然成功了，但她的整个健康状况，却又恶化了一大步，因为体质太弱，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。
年的北平，在残破和冷落中期待着。有人来劝父亲和母亲「南迁」，出国、却得不到他们的响应。
抗战后期，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国，这时有人曾说．「某公是不会回来的了」。母亲却正色厉声地说：「某公一定回来！」这不仅反映了她对朋友的了解，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声。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，举家回到了清华园。
年12月13日晚上，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怆炮声。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，这炮击正在预告着，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，即将掀开新的一页。
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，守军龟缩城内，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，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，不得入内骚扰。
同时，从北面开来的民工，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，把云梯、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。看来，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，已难以避免。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，谛听着远处隐隐的炮声，常常自言自语地说：「这下子完了，全都要完了！」
他担心的，不止是城里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，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——这整座珍贵的古城。中国历史上哪里有那样的军队，打仗还惦记着保护文物古迹？
然而，他们没有想到，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。就在48年年底，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，坐着吉普来到我们家，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，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，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……父亲和母亲激动了。
「这样的党、这样的军队，值得信赖，值得拥护！」从这件事里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。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，对此始终深信不疑。
05—解放—解放了。母亲的病没有起色，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，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姐姐参军南下，我进入大学，都不在家。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，我没有细致的了解。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，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，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、筹画着……。左起：周培源、梁思成、陈岱荪林徽因（和一对儿女）、金岳霖过去，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，限于学术圈子，而现在，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，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、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，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画工作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前，作梦也想不到的事。作为建筑师，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，把才能献给祖国、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。梁思成的北京设想图对这一切，母亲同父亲一样，兴奋极了。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，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、文物、美术、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，和多少年的抱负、理想，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。只有46岁的母亲，病情再重，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。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。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，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、新的、崇高的社会地位。在旧时代，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，写过诗，发表过学术文章，也颇有一点名气，但始终只不过是「梁思成太太」，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分。梁思成的北京设想图现在，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、北京市都市计画委员会委员、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，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全国文代会代表……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，来担任社会职务，来为人民服务了。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、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。「士为知己者用」，她当然要鞠躬尽瘁。林徽因设计的第一版国徽
那几年，母亲做的事情很多，我并不全都清楚，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。年，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，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，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。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，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，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。四版不同样式的国徽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，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，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，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。他们曾担心：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「兄弟国家」那样，来一个苏联「老大哥」国徽的「中国版」。在最初的构思中，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，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，作为基本图案，以象征团结、丰裕与和平。现在的这个图案，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、修改之后才成型的。抱病设计国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
年6月，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，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分列席，亲眼看到全体委员，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，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。为了这个设计，母亲做了很大贡献，在设计过程中，许多新的构思，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，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，扶病乘车到中南海，向政府领导人汇报、讲解、听取他们的意见……。正因为这样，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，激动地落了泪。周总理审议国徽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，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。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，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、失传的北京景泰蓝、烧磁等手工业。她对这件事，给与了极大的关住，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，亲自到工场、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，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。林徽因设计的夔龙纹对罐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，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，还亲自到作坊里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。可惜的是，她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，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，市面上的景泰蓝，仍维持着原来那种陈旧的图案。林徽因设计的珐琅小罐
06—尽瘁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那些年紧张的实际工作中，母亲也没有放松过在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，就是她和父亲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，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，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，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，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《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》这篇长文（载一九五四年第二期《建筑学报》）。林徽因与梁思成（青年）
这是第一次尝试着，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，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，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。在那几年里，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，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专题讲座，每当学生来访，就在床褥之间，「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，古往今来，对比中外，谑语雄谈，敏思遐想，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。学生走后，常气力不支，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」（吴良镛、刘小石：《梁思成文集·序》）。林徽因与梁思成（中年）
这里我想特别指出，母亲在建筑和美术方面，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，对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细致严格，而绝没有那种大而化之的「顾问」作风。这里，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，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。
为了不使我的这份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，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，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「补遗」吧。
林徽因实地考察
年前后，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建筑彩画图案》，请她审稿并作「序」，她对其中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，写信提出了批评，其最后几段如下：
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，在全梁彩色组合上，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。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，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（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，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，两者正是同一规格）详细核对，比照着一起看时，问题就很明显。
原来的构图是以较黯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，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，以彩色「吉祥草」为纹样的枋心，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地吉祥草的两段藻头。两层梁架上就只出三块红色的主题，当中再隔开一块长而细的红色垫版，全梁青、绿和朱的对比就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也不乱。
从花纹的比例上看，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，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，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，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，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。
青绿两色都是中国的矿质颜料，它们调和相处，不黯也不跳；白色略带蜜黄，不太宽，也不突出。在另外一张彩画上看到，原是细致如少数民族边饰织纹的箍头两旁纹样，在比例上也被你们那里的艺人们在插图时放大了。
总而言之，那张印样确是「走了样」的「和玺（木宛）花结带」，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，变得五彩缤纷，宾主不分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聒噪喧腾，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。从艺术效果上说，确是个失败的例子。
林徽因实地考察从这段信中，不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，是怎样地深入细致，而且还可以看到，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，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，有着多么独到的功夫（这本大型专业参考工具书后于一九五五年出版）。
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，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。这里，她和父亲一道，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，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。
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
当时他们最担心的，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，会被某种从苏联「老大哥」那里抄得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。母亲在「碑建会」里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，而是实干者。53年3月，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：
我的工作现时限制在碑建会设计小组的问题上，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组织一下，分配一下工作，做技术方面的讨论，如云纹，如碑的顶部；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，做一两种重要建议。
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，有某某等连我六人前天已开过一次，拟了一信稿呈郑主任和薛秘书长的，今天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，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发出，主要要求：
立即通知施工组停扎钢筋；美工合组事虽定了尚未开始，所以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，第三，反映我们认为去掉大台对设计有利（原方案碑座为一高台，里面可容陈列室及附属设施——梁注），可能将塑型改善，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，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。……
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家里（年）除了组织工作，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，设计了全套饰纹，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。为了这个设计，她曾对世界各地区、各时代的花草图案，进行过反覆对照、研究，对笔下的每一朵花，每一片叶，都描画过几十次、上百次。
我还记得那两年里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，几乎每一个纸片上，都有她灵感突来时，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，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、一句旋律。
病榻中的林徽因然而，对于母亲来说，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。从54年入秋以后，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，完全不能工作了。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、喘着，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。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，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，全身瘦得叫人害怕，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。
大约在55年初，父亲得了重病入院，紧接着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。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，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，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。
病榻中的林徽因
3月31日深夜，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，她要见一见父亲。护士回答：夜深了，有话明天再谈吧。然而，年仅51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，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，悄然地离开了人间。那最后的几句话，竟没有机会说出。
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，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，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，移做她的墓碑。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，以最朴实、简洁的造型，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。
十年浩劫中，清华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她。「建筑师林徽因之墓」几个字，被他们砸掉了，至今没有恢复。作为她的后代，我们想，也许就让它作为一座无名者的墓留在那里更好？
母亲的一生中，有过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，但总的说来，艰辛却多于顺利。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，从而使她的成就与能力似不相称。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。
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校园合影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，多少带有一些「文艺复兴色彩」的人，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——文艺的和科学的、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、东方和西方的、古代和现代的——汇集于一身，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「修养」，而是在许多领域，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同时，所有这些在她那里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，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。不少了解她的同行们，不论是建筑界、美术界还是文学界的，包括一些外国朋友，在这一点上对她都是钦佩不已的。
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信件手稿谈起外国朋友，那么还应当提到，母亲在英文方面的修养，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。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，年来访时曾对我说：「你妈妈的英文，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，都感到羡慕。」
父亲所写的英文本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的「前言」部分，就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。我记得五十年代初，她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，而且已经开了头，但后来大概是一个未能完成的项目。
梁思成历代佛塔型类演变图
总之，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，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。年一些人在批判「大屋顶」时，曾经挖苦地说：「梁思成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……古文好，洋文也好，又古又洋，所谓修养，既能争论魏风唐味，又会鉴赏抽象立体……」这些话，当然也适用于「批判」母亲，如果不嫌其太「轻」了一点的话。
20世纪前期，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交会中，在中国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在不同领域中「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」，多少称得上是「文艺复兴式」的人物。他们是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
林徽因书作他们的成就，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，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。这种人物的出现，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事？在我们中华文明重建的时候，难道不是只嫌这样的知识份子，太少又太少了吗？对他们的「批判」，本身就表示着文化的倒退。那结果，只能换来几代人的闭塞与无知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母亲只生活了短短6年时间，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是因为，当时的新政权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业，强烈地吸引了她，教育了她。
林徽因书作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，那样的生活和思想方式，而能在短短几年里，就如此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、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、新的社会，甘愿为之鞠躬尽瘁，又是那样恳切地，决心改造自已旧的世界观，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。
许多人曾对我说过：你母亲幸亏去世得早，如果她再多活两年，「反右」那一关她肯定躲不过去。是的，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种幸福。对于她这样一个历来处世真诚不欺，执着于自己信念的人，如果也要去体验一下，父亲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所经历过的一切，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，我简直不敢想像。
金岳霖
文革期间，父亲是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，顶着全国典型「反动学术权威」的大帽子死去的。我只能感谢命运的仁慈，没有让那样的侮辱和蹂躏，也落到我亲爱的母亲身上！
年，在母亲的追悼会上，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——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：
一身诗意千寻瀑
万古人间四月天
父亲曾告诉我，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这首诗，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，为我而作的，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。
无论怎样，今天，我要把这「一句爱的赞颂」，重新奉献给她自己。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，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，如四月春风，常驻人间！
作者系林徽因与梁思成之子梁从诫
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一稿
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二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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